24载，8000多个日夜，为了追逐梦想，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心无旁骛，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9月25日，“天眼”落成启用一周年。可在10天前，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天眼”之难
　　24年前，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南仁东坐不住了，一把推开同事房间的门：我们也建一个吧！他如饥似渴地了解国际上的研究动态。
　　南仁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可他说：我得回国。
　　选址，论证，立项，建设。哪一步都不易。有人告诉他，贵州的喀斯特洼地多，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东跳上了从北京到贵州的火车。
　　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不少地方连路都没有，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天眼”之艰，不只有选址。这是一个涉及领域极其宽泛的大科学工程，天文学、力学、机械、结构、电子学、测量与控制、岩土……从纸面设计到建造运行，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天眼”之难，还有工程预算。有那么几年时间，南仁东成了一名“推销员”，大会小会、中国外国，逢人就推销“天眼”项目。
　　审核“天眼”方案时，不懂岩土工程的南仁东，用了1个月时间埋头学习，对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反复计算。即使到了70岁，他还在往工地上跑。
　　中国为什么不能做
　　“天眼”曾是一个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口径500米的中国“天眼”，在不少人看来，是“空中楼阁”。
　　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南仁东骨子里不服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开会时，他就会用一口不算地道的英语跟欧美同行争辩，从天文专业到国际形势，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完了又搂着肩膀一块儿去喝啤酒。
　　“天眼”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每个领域，专家都会提各种意见，南仁东必须做出决策。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这位“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同样也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每个细节，南仁东都要百分百肯定的结果，如果没有解决，就一直盯着，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
　　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外人送他的天才“帽子”，南仁东敬谢不敏。他有一次跟“天眼”工程副经理张蜀新说：“你以为我是天生什么都懂吗?其实我每天都在学。”
　　性格里的“野劲”
　　南仁东的性格里有股子“野劲”，想干的事一定要干成。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年近七旬的南仁东坚持自己第一个上，亲自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送到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在高空中无落脚之地，全程需手动操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摔下来。
　　如果把创造的冲动和探索的欲望比作“野”，南仁东无疑是“野”的。在他看来，“天眼”建设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来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
　　南仁东其实打小就“野”。他是学霸，当年吉林省的高考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工作10年后，因为喜欢仰望苍穹，就“率性”报考了中科院读研究生，从此在天文领域“一发不可收拾”。
　　不是院士，也没拿过什么大奖，但南仁东把一切看淡。一如病逝后，他的家属给国家天文台转达的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还有几句诗，他写给自己，和这个世界：“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它无垠的广袤。”陈芳王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