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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
明清商帮沉浮
  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商帮出现在明清时期。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被许多人推为陕西商帮开山之人。
  商人成帮
  明初,靠着给边关运粮掘到第一桶金的李月峰面临一个难题——力量单薄,人手不够。李月峰供应着陕西定边最大的军营柳树涧堡1084名军士,374匹战马的粮草所需,动辄千百石粮。仅靠一家之力,已吃不下这块大饼。有钱大家赚,李月峰联合同县盘石村石家、韩村李家等,进行合伙经营。每家各司其职,负责不同的工作环节。赚到钱后,根据之前的约定共享。此后,以集团化经营为特点的商帮走上历史舞台,延续五百余年。
  眼看陕西人发财,山西人打起了用粮换引(类似食盐专营许可权)的主意。山西商人越过太行山,去山东购得粮食,再折返运往边关,最终也拿到了价值连城的盐引。
  晋商后来与满清贵族的关系素来紧密,清朝定都北京后,招八大晋商至京,封为大内皇商,以表彰他们多年来的贡献。陕商坚持反清复明,坚定地支持史可法在扬州抗击清军。扬州被屠城时,那些常年在扬州经营盐业的陕商遭遇浩劫,被杀得溃不成帮,最后只能“弃淮入川”,把盐业生意的重心转到四川。
  三足鼎立
  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扬州时游览瘦西湖,船到五亭桥畔,随口说:“这里多像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啊,只可惜差一座白塔。”第二天清晨,皇帝开轩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身旁的太监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
  一夜造白塔的,便是扬州盐业总商,徽州人江春。江春贿赂乾隆左右,请画成图,然后一夜之间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推成白塔。江春的这番举动,也获得了丰厚回报。此后,乾隆诰授盐商江春为光禄大夫,正一品,并赏戴孔雀翎。身为商贾却成为一品大员,在整个中国历史可谓空前绝后。就连那个赫赫有名的徽商后辈,号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最高官职也不过二品。
  从江春到胡雪岩,徽商与官场的关系,总令人津津乐道。追溯徽商的发家史,更与朝政大局息息相关。
  两淮的盐大多在安徽,徽州人又重视教育,通过科举考试,徽籍官员的势力不可小视。正是凭借这几层因素,在山陕商人之后,徽商开始崭露头角。
  或许是掘到第一桶金的方式不同,山陕商人与徽商的经营理念也大相径庭。那时候商人有会馆,有祭拜的对象。山陕商人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徽商强调条件允许的话,家族子弟一定要去参加科举考试。
  商帮争斗
  明清时代,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陕棒槌、徽骆驼、晋算盘”。三大商帮中,陕商个性耿直,徽商吃苦耐劳,晋商精于算计。数百年来,商帮之间的竞争,早已不局限在经济领域。
  扬州是全国盐业的中心,更是三大商帮必争之地。明代初年,明廷为了褒扬山陕商人在边防建设上的功勋,特许流寓扬州的山陕商人子弟在扬州盐运司官办的“府学”就读,并特批七个名额,准许山陕子弟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不必回家乡举业。这项殊荣,使山陕商人的子弟获得了便利的科举条件。到清代乾隆年间,徽商在扬州已是势力熏天,才由乾隆特批在扬州运学增加四个名额,允许徽商子弟就近入学科举,徽商的百年愿望才得以实现。
  尽归尘土
  陕晋徽三家之间争夺不断,但遭遇外敌时却又不自觉地联合起来。以至于在三大商帮主宰中国商界的数百年间,其他的中小商帮始终难有出头之日。
  清代,河南的中原商帮异军突起,其领军人物康应魁打算挑战一下三大商帮。当时,三大商帮在泾阳设立商号,控制了棉花采购,彼此争夺不断。康应魁瞅准时机,携巨资来到泾阳,发起棉花收购大战,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棉花。内耗不断的三大商帮一时手足无措,康应魁大获全胜。
  很快,三大商帮发起反击,他们达成攻守联盟,约定所有船只不得替康应魁运棉花。谁帮康家运棉,就是商帮公敌。康应魁虽囤积了大量棉花,却苦于运不出去,只能一把火烧掉。后起之秀向传统豪门的挑战,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商帮之间合纵连横数百年,直到清末,终于迎来尘埃落定的时刻。谈及商帮的衰落,学界普遍认为,诸如陕甘回民起义、辛亥革命,或是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等,都是外因。真正的内因是,商帮原本架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之上,面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小农经济尚且土崩瓦解,商帮又岂能幸免?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龙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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