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号“经济观察报”日前刊登陈志武的文章说，在传统认识里，以前的有钱人，包括大官僚，一旦有钱了就要置业，坐拥大量田地与房产。但在我们的一项研究中，情况并不如此。我们找到清朝对官员和商人的抄家书，一共178个样本，这些抄家书详细记录了被抄家庭的所有资产。其中，资产总价值排在前几位的“富豪”，田地与房屋加起来（即不动产类）占家庭总财富的比重大多不超过10%。
　　最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依照家庭资产规模把这些案例排序时，我们看到，随着资产总量的增加，田房不动产的比重显著地下降。一般而言，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理财的组合结构会发生变化，早期以田房为主，积累至一定水平后则转向金银、古董、瓷器、宝玉和非实物性质的金融资产。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更多钱之后不买更多田地房产，而是往艺术品和金融方向转移？
　　答案在于，这些清代官员和商人不单纯为了最大化回报而理财，也是为了规避家产风险、抄家风险。清代“抄家政治”始于雍正时期，把抄家作为政治手段，打击异己势力和惩处官员。那时的抄家皆称“籍没”或“籍没入官”，特征是家口、财产一起被没收入官，妻子、儿女都被视为重要家产一起没收，供其他官员使用。那些体积小、价值高的艺术品更便于携带流动，便有了它们独特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