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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拉伸、裂变与重生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1978-1988：革新期
被称为“新时期”的“后文革文学”是从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发端的。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1982）是非常典型的“伤痕+反思”作品。来自“文革”的伤痛（包括当时生产的臭弹），对“走后门”的批判，对老区人民与老干部的颂扬，包裹着中越战争的热潮，给现实最强力的抚慰与弥合。
从1978年开始的“新时期”，李泽厚关于“五四”以来“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论断几乎成了知识界共识。有评论家指出，“新时期”文学有两个主词，“先锋”，“寻根”。其实这两股潮流都建立在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与文化激进、快速的引进和吞食基础之上，试图创造出新的文学体验与文学表达。
1989-1997：拉伸期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1997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1月，王朔去了美国。从《渴望》开始，到《海马歌舞厅》《编辑部的故事》，再到《我爱我家》《甲方乙方》，王朔为这些热门火爆的影视剧担任策划与编剧。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朔作为一个拒绝崇高、拥抱俗世的符号而被高度赞扬或大加挞伐。这种热度与反差，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面对转型时内心的焦虑。
在市场的光照之下，一部分先锋作家幡然醒悟，余华、苏童、叶兆言一转身成了“新历史小说”的主力，在对历史的重新叙述中，结合传统叙事技巧与现代怀疑精神。
4月11日，作家王小波逝世。王小波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将这种资源重新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密切对接。其作品对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有着惊人的影响力。
紧接着是汪曾祺，逝世于5月16日。汪曾祺的重要性在于他完成了现代文学跟当代文学之间的打通。他在1991年曾有言：“我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还应该提到汪曾祺对现代汉语的改造。他让人知道如何用白话写出直接中国传统、又带着西方文学基因的现代小说。
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在汪曾祺、王朔、王小波的手里，被拉伸得更为宽阔。
1998-2008：裂变期
2008年，麦家在其小说《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说过一句话：“在2000年以前，江山其实已经定格了，现在我是要另立山头。”《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说明一向以深度化、高尚化为追求的传统文学生产机制，正在放下身段。而在2007年，中国作协招收的新会员中包括了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引发不小争论，但文学体制向新的文类、新的作者、新的资源开放的态势已经势不可挡。
2007年的文学阅读被媒体总结为“男盗女穿”，纸贵一时的《鬼吹灯》《盗墓笔记》《梦回大清》《步步惊心》销量惊人。而跨门类作品，无论是韩寒的博客文字，还是《明朝那些事儿》，打动人心的法宝，仍然离不开文学的元素。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当代文学正在发生裂变，不同的亚文化群落形成封闭的生产-消费循环。
200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将“现代文学”（1919-1949）比为“五粮液”，而将“当代文学”比为“二锅头”。80％以上的接受调查者认同顾彬的看法。细究公众对当代文学的愤怒，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对于文坛体制的抨击；二是对于市场化文学的厌恶。文学应该承担社会公义吗？作家应该追求高雅格调即成为“灵魂工程师”吗？市场应该成为文学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吗？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慢慢地飘散在风中。
2009-2018：重生期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媒体不无反讽地提及旧事：2009年莫言小说《蛙》在上海首发，出版社担心人气不足，请了郭敬明来“站台”。会后莫言称与郭敬明“并无交情”。这也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学体系仍然“并无交情”。
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迅速瓦解，乡土文学的主潮已经转换为都市视角的“回乡手记”。
非虚构写作的影响力与传播度越来越强，基本替代小说描绘世情的功能。
刘慈欣的《三体》为中国科幻小说赢得了雨果奖与世界声望，《三体》的文学价值却为诸多评论家所诟病。然而，这正是文学新时代的某种表征：小说的衡量标不再以语言或人物为首选，而是让位给了想象力与宏大结构。但追求高度的写作并未绝迹。《繁花》同样因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而声名大噪。
这十年的中国，文学远远说不上衰退。中国有超过200万的注册写手，每天产生超过1亿字的文学内容——这还没有算上诸多充斥着文学元素的影视剧本、公号文章、非虚构叙事。正是在诸种文学形态的并行与冲撞当中，中国当代文学始终闪耀着精神的魅力，与重生的希望。杨早
1978-1988：革新期
被称为“新时期”的“后文革文学”是从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发端的。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1982）是非常典型的“伤痕+反思”作品。来自“文革”的伤痛（包括当时生产的臭弹），对“走后门”的批判，对老区人民与老干部的颂扬，包裹着中越战争的热潮，给现实最强力的抚慰与弥合。
从1978年开始的“新时期”，李泽厚关于“五四”以来“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论断几乎成了知识界共识。有评论家指出，“新时期”文学有两个主词，“先锋”，“寻根”。其实这两股潮流都建立在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与文化激进、快速的引进和吞食基础之上，试图创造出新的文学体验与文学表达。
1989-1997：拉伸期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1997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1月，王朔去了美国。从《渴望》开始，到《海马歌舞厅》《编辑部的故事》，再到《我爱我家》《甲方乙方》，王朔为这些热门火爆的影视剧担任策划与编剧。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朔作为一个拒绝崇高、拥抱俗世的符号而被高度赞扬或大加挞伐。这种热度与反差，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面对转型时内心的焦虑。
在市场的光照之下，一部分先锋作家幡然醒悟，余华、苏童、叶兆言一转身成了“新历史小说”的主力，在对历史的重新叙述中，结合传统叙事技巧与现代怀疑精神。
4月11日，作家王小波逝世。王小波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将这种资源重新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密切对接。其作品对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有着惊人的影响力。
紧接着是汪曾祺，逝世于5月16日。汪曾祺的重要性在于他完成了现代文学跟当代文学之间的打通。他在1991年曾有言：“我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还应该提到汪曾祺对现代汉语的改造。他让人知道如何用白话写出直接中国传统、又带着西方文学基因的现代小说。
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在汪曾祺、王朔、王小波的手里，被拉伸得更为宽阔。
1998-2008：裂变期
2008年，麦家在其小说《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说过一句话：“在2000年以前，江山其实已经定格了，现在我是要另立山头。”《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说明一向以深度化、高尚化为追求的传统文学生产机制，正在放下身段。而在2007年，中国作协招收的新会员中包括了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引发不小争论，但文学体制向新的文类、新的作者、新的资源开放的态势已经势不可挡。
2007年的文学阅读被媒体总结为“男盗女穿”，纸贵一时的《鬼吹灯》《盗墓笔记》《梦回大清》《步步惊心》销量惊人。而跨门类作品，无论是韩寒的博客文字，还是《明朝那些事儿》，打动人心的法宝，仍然离不开文学的元素。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当代文学正在发生裂变，不同的亚文化群落形成封闭的生产-消费循环。
200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将“现代文学”（1919-1949）比为“五粮液”，而将“当代文学”比为“二锅头”。80％以上的接受调查者认同顾彬的看法。细究公众对当代文学的愤怒，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对于文坛体制的抨击；二是对于市场化文学的厌恶。文学应该承担社会公义吗？作家应该追求高雅格调即成为“灵魂工程师”吗？市场应该成为文学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吗？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慢慢地飘散在风中。
2009-2018：重生期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媒体不无反讽地提及旧事：2009年莫言小说《蛙》在上海首发，出版社担心人气不足，请了郭敬明来“站台”。会后莫言称与郭敬明“并无交情”。这也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学体系仍然“并无交情”。
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迅速瓦解，乡土文学的主潮已经转换为都市视角的“回乡手记”。
非虚构写作的影响力与传播度越来越强，基本替代小说描绘世情的功能。
刘慈欣的《三体》为中国科幻小说赢得了雨果奖与世界声望，《三体》的文学价值却为诸多评论家所诟病。然而，这正是文学新时代的某种表征：小说的衡量标不再以语言或人物为首选，而是让位给了想象力与宏大结构。但追求高度的写作并未绝迹。《繁花》同样因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而声名大噪。
这十年的中国，文学远远说不上衰退。中国有超过200万的注册写手，每天产生超过1亿字的文学内容——这还没有算上诸多充斥着文学元素的影视剧本、公号文章、非虚构叙事。正是在诸种文学形态的并行与冲撞当中，中国当代文学始终闪耀着精神的魅力，与重生的希望。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