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日前刊登陈兴杰的文章说，2018年底，两个关于土地制度的重要改革悄然出台。不夸张地说，这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制度最大的一次调整。
　　第一个改革是2018年12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草案规定，“非农建设用地”不再必须先国有化。也就是说，将来城市化扩张到郊区农村，建设公共设施或商业开发，集体土地可以“直接入市”，而不是先由国家征收。这项改革最大的价值是，城市资本可以直接进入农村，农民可参与市场博弈，享受更多城市化福利。
　　第二项改革是201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在原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外，创设了一个新的“土地经营权”。
　　过去学术界和媒体谈“土地经营权”，单指农民承包集体土地获得的经营权利。此次新法强调“土地经营权”是一种法律上的创设。农民可以在农村集体内流转经营权；也可以将经营权出租（转包）、入股或以其他方式流转给他人。“土地经营权”被提高到物权的高度，农民拥有更多话语权。
　　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还有一大亮点：“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今后，农民进城不必再担心失去土地了。
　　农村土地制度的长期轮廓由此浮出水面。
　　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之下，是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承包土地的农民可以自由“处置”土地——集体以外人员登记后，也享有一切承包权益。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中国农村真正的土地自由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