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极其严峻的下行压力，2018年我国GDP增速为6.6%，创最近20年来的新低。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既有结构性问题、也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既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改革等中长期的战略举措，也要注重中短期的宏观调控。但目前宏观调控显然受到来自房地产的巨大掣肘。
　　从房地产这方面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历了20年来的疯狂上涨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敏感、脆弱的市场。从各种指标，比如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居民杠杆率以及人口拐点等的国际比较看，我国楼市存在着严重的泡沫，已经接近或处于警戒区域。从楼市的实际运行看，2018年一线楼市已经率先松动，降价、维权等事件屡见不鲜，二线楼市基本企稳，楼市的泡沫逐渐向三四线城市蔓延；公众对楼市的预期已有松动，等待观望的增多。与此同时，土地市场也呈现出流拍数量增大、溢价率迅速下降的态势。这基本验证了楼市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判断。
　　这种敏感性和脆弱性表现在，既不可让其涨、也不能让其跌，涨和跌均须严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比如说10%以内。让其涨，则无异于饮鸩止渴，资产泡沫的堰塞湖越积越大，其危险性和破坏性就会越来越大。让其跌，则一旦引发多米诺效应，可能引起引爆泡沫的破裂。这可能也就是2019年国家对楼市的调控原则，“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应有之义。
　　二是房地产出了问题不仅会很严重，而且还会危及经济增长本身。2017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6.58%，是国民经济中略次于金融业的一大支柱产业，它涉及众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拉动和带动作用很强。一旦房价泡沫破灭则会酿成灾难：通过按揭贷款的房主可能形成负资产，大量开发商会破产，银行会产生大量的坏账；第二，房价暴跌将引起地价暴跌，这对很多地方的“土地财政”形成致命打击，不仅进行中的政府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引发参与的金融机构的坏账和施工单位破产，而且财政也可能濒于破产；以上问题将迅速在经济中蔓延、引发经济危机，并可能造成长期的经济衰退。
　　三是鉴于以上两点原因，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需要经济增长的强力支撑，因为如果经济继续下行，收入下降、失业增多，有可能出现房贷的断供潮，引爆楼市泡沫。但这种“强力支撑”将降低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容忍度，使保增长（经济增速不下滑）、保就业不得不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实际执行中可能会降低或牺牲一些“效益”上（比如环保）的要求。这也是这一轮宏观调控不得不加大力度，但同时对房地产又不得不更加顾忌的重要原因。
　　从具体的宏观调控手段来说，宏观调控不可能不涉及房地产，而房地产业的现状存在对中央政府是如鲠在喉，使宏观调控无法放开手脚。具体表现在：
　　宽货币，但又怕资金流到房地产。2018年以来，央行先后4次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这些次降准的目的，无疑是给市场释放流动性，给实体经济输血，缓解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流动性宽松了难免会有一部分资金通过影子银行等各种渠道流入房地产。流动性越宽松，流入房地产领域的资金量就会越大。这让宏观调控当局很难办，国家对房地产业的融资还是要进行严格的限制，如果不能有效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业，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将功亏一篑。
　　想降息，又怕进一步吹大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来讲，不仅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还有融资贵的问题。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振，企业毛利率降低，而高昂的融资成本又侵蚀了利润，导致企业想融资又不敢融资。这时，降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宏观调控手段。但是，降息会激励加杠杆，吹大房产泡沫。美国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联储不断降息（从6%大幅调降到1%）以扩大总需求，从而引起房产泡沫并最终破裂的结果。这显然不是我国宏观调控当局愿意看到的。
　　贬汇率，担心引起资金外流、引爆泡沫。净出口，是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之一。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斗争以及除美国之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不景气，国外需求不振，导致我国的对外出口增长面临很大的压力。这时，人民币汇率贬值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来促进出口的。但是，汇率贬值将会引起外汇市场波动，一旦成为预期会引起资金的大量外流，这不仅可能引起楼市泡沫的破裂、还会引起股市的大幅下跌。这显然也不是当局愿意看到的。
　　还有一点，政府想扩大消费（比如实施家电下乡）又因高房价掏空了居民的钱包而效果大大折扣。
　　最后说一下前车之鉴。2008年和2015年，在经历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时，为了保增长国家曾经出台了强烈的刺激政策、大水漫灌，导致房价出现了两轮大幅的增长，留下后遗症。有了以前的教训，在这一轮的保增长中政府应该不会像以前那样再“救”房地产了。但是，“救”是饮鸩止渴，“不救”又意味着“特殊照顾”，使宏观调控无法放开手脚，于是乎，房地产就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最大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