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生日是大年初一，和《红楼梦》里的元春是同一天生日。奶奶守在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山里，不肯出来。于是每年过年，大大小小十几家的人都要回山村去给她祝寿、拜年。
　　山路本就难行，如果下雪，开车更是提心吊胆。为了让我们好走一点，奶奶会嘱咐村人早早把路扫出来，一直扫到山外面。
　　奶奶的院子坐落在村子最高处，是全村每天第一个被太阳照到的院子。我们迎着初升的朝阳，开着车越走越高，那感觉好像是要去朝拜。
　　奶奶的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土屋门口贴着崭新的红对联，窗户上贴着成对儿成对儿的红窗花，进到屋里，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年画，床上的被褥也已经拆洗过，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靠墙叠放。
　　印象中每年过年，奶奶都戴着一顶咖啡色毛线帽子，穿着中式对襟棉袄，盘腿坐在大床上，看着我们乐得合不拢嘴。
　　“滴滴答答的孙子”都来了，一屋子人挤得都转不过身。这么多人，我总疑心奶奶根本认不全，事实上，就连襁褓中的婴儿她也能一眼认出这是谁家的娃。
　　一下子回去四五十口人，吃饭就是大问题。所以年年由一家大妈或婶婶主事，腊月里几个人提前回去，把院子打扫出来，该洗的洗，该晒的晒，向街坊邻居借来桌椅板凳，年糕蒸上十几屉，麻托儿炸足几大筐，鸡鸭鱼肉还要一盆盆炖好，想想都觉得她们够辛苦，但辛苦里有热腾腾的喜气。
　　大年初一天气好的话，我们吃饭是坐在院子里吃的。大桌子小桌子一溜排开，吃流水席，没座位了就站着，有点因陋就简的意思，小猫小狗在桌子下钻来钻去“捡漏”，巴巴地等我们施舍。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一桌人吃完再换一桌人。
　　其实吃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忙碌了一年的亲人们终于有机会欢聚一堂叙叙旧，聊聊天。
　　吃饱喝足，聊天笑闹，等到暮色四合，大家和奶奶道过别，约定明年再聚：“一个都不能少！”
　　回城的时候，常常已是华灯初上，仿佛大型交响乐后的一缕袅袅余音。
　　我总觉得，这样的年才叫过大年，和我们家族的年比起来，别人家的年都太小打小闹，不成气候。
　　这样的年如今已成为家族记忆。
　　因为，就在前年，奶奶过世了。她大概活了90岁，真实年龄我也不大清楚，因为过了80岁以后她就拒绝再添岁数了，说起年龄她总语焉不详。我们知道她忌讳，也都识趣不问。
　　她走的时候很安详，知道大限将至，便拒绝折腾，平和地安排好了后事，连我们穿孝的白布都预备好做了分配。最小的堂弟尚年幼，她把他将来结婚的礼钱都提前预支给了他。
　　她提醒姑姑：“出殡时该哭的时候哭，不该哭的时候就歇着，别傻乎乎一个劲哭。”
　　半夜，她想喝水，不肯麻烦别人，自己爬起来倒水，倒了下去。
　　我注视着牌位上的那个名字想：奶奶是她那一辈人里最后一位硕果仅存的老人，如今她也去了，是不是意味着家族一个时代的结束？
　　奶奶去后的那一年新年，我们回到老家，按照旧俗给她过了一次冥寿，那是最后一次家族团聚。我总觉得她并没有离去，仿佛还在厢房里的大床上坐着，笑眯眯看着我们吃吃喝喝，于是总忍不住频频回头看那张大床。
　　之后，我们就心照不宣地散了。
　　上车前，表哥感慨道：“奶奶在，我们是亲人；奶奶没了，我们以后慢慢就成亲戚了。”
　　我当时还不信，后来证明他是对的。
　　哪怕是最亲的人，疏于来往也会渐渐生疏。
　　又快过年了，弟弟说“今年过年，再也不用开车爬山了。”
　　言下之意似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理解他，山路路况危险，升车太紧张，我也每每捏一把汗。可是却不知道，没了奶奶的这个年，该怎么过才有年味儿。串亲戚总是会有，但是那样过大年的气氛似乎很难再有。
　　从前总听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现在才明白：老人是家里的核心，老人在，大家伙儿的心都念着悬着，就不会走太远；老人没了，就各忙各的去了，心自然就散了。
　　今年过年，大家不用急慌慌地往回赶了，都在自己的小家待着，各自安好。
　　曾经的过大年，是永远不会再有了，那种过法，已经成为丢不掉却也无法复制的家族记忆。
　　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