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在其网站公开了财政部答复全国政协委员张劲提出的《关于提升政府投资基金集中度，更好发挥引导作用的提案》的具体内容，并表示将“适当将设立政府投资基金的权限上收，严控基金的设立”。
　　自2000年以来，政府投资基金逐步壮大，其设置本意是想通过财政资金杠杆放大作用发展重点产业，优化经济结构。但是，当经济进入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政府投资基金的负面效应就会逐步显现。
　　首先，缺乏市场化明确导向带来的募集困难。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2065只政府投资基金，募集规模已达12.27万亿元。但是，从2016年开始，全国设立政府投资基金572只，达到历史峰值后，便出现逐年下滑的趋势。
　　这个拐点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动重叠，中国正在告别依赖投资刺激的发展方式，推动供给侧出清，实现结构性升级。这意味着去产能、去杠杆背景下，一些低效率的投资项目无法启动，那么，也就会连累政府投资基金“投不出去”，投不出去或者没有好的投资机会，也就无法完成募集，形成一个负循环。
　　其次，一些政府投资基金形成了大量产能过剩现象。当各地政府成立自己的投资基金，而中央在政策上鼓励和引导某些新兴产业，就会导致各地政府竞相上马同样的产业项目，比如太阳能项目、新能源汽车项目遍地开花，现在半导体也成为一些地方的投资热点。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产业投资规模巨大，政府投资基金承担了杠杆作用，却无法满足后续的资金需求，往往半途而废。再加上新兴产业越来越多，企业数量也越来越多，有限的基金规模只能撒胡椒面，效率有待商榷。
　　其三，很多政府投资基金成了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通道。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受到严格限制，一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
　　因此，重新确立政府投资基金政策目标，进行严格监管，该清理的清理，该收回权限的收回权限，严控新基金的设立，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地方政府借道变相加杠杆，提高政府基金的投资效率，降低投资风险，杜绝重复低水平建设。在风险投资过剩且科创板推出的背景下，产业投资应该更多地交给市场。（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