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撰文称，“我们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再突破6这个界限了”。他表示，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我们有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
　　余永定的观点在学界引发了一场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在经济持续下行的今天，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新的刺激政策，确保经济增长率在6%以上。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触及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下限，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之外部也存在不少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市场对2020年的调控目标和政策基调高度关注。此时此刻，是否保6成为热议话题并不奇怪。
　　回答是否保6，需要分析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处在怎样的水平。如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保持在较6%更高的水平，恰当的政策组合或许可以有效拉动增长。如果经济潜在增长率处在6%的下方，甚至还会向下调整，采取刺激政策强行拉高增长率代价高昂不可取。
　　学界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研判并不一致，但大部分学者认同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速增长平台。以今天的经济规模，如果在6%乃至略低于6%的增长轨道上，中国能够在保证合适的就业水平的同时，顺利实现经济引擎的切换，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增长。
　　更现实的考量在于，中国仍处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阶段。市场出清尚未结束，稳杠杆才见成效，地方政府债务历经几轮清理，隐性债务的增加仍难真正遏止。在这种情况下，启动新的刺激政策，通过财政和货币扩张拉动大规模投资，以行政手段动员各种资源推升经济增长率，恐怕旧病未除，又添新疾。更何况，过去几年刺激政策的效用弱化已是现实。
　　基于此，笔者相信，6%并非不可突破的界限，不过这并不表示决策部门无所作为。宏观调控意在防范经济大起大落。我们仍然需要增强预判预调，以合理的逆周期政策组合，平滑经济增长曲线。从这个角度理解，稳增长不意味着不惜代价死守一个数字指标。
　　6%没有特殊的政策含义。只有不过分纠结于某个增长数字，我们才可能聚焦于经济中的真问题。比如民间投资仍在放缓，已经连续数月低于国有投资增速。这说明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预期不稳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如果以竞争中性原则为突破口，推动一场真正的变革，由此释放的增长潜力可能比单纯保“6”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