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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华 凝聚金融发展“中国智慧”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建党百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历经艰难探索，改革创新，稳步推进，经历了不平凡的光辉历程。相继完成了企业化、商业化、重组、改制、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实现了从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际公众持股公司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的重要金融支柱，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29.58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位；盈利水平及资产质量均居于全球可比同业前列；在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上，共有143家中资银行入榜，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位居榜首，第二至第四位的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更是已连续8年蝉联第一名……这一系列数字表明，如今的中国银行业已傲然屹立在世界金融版图中。
回望红色金融历史写满“服务人民”印记
回溯中国红色金融历史，从中国人民银行的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实行苏区统一币值，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套人民币成功发行，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对金融制度、货币发行的探索。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建立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14种名称、种币材的货币。其重要作用就是满足百姓需求，真正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路上，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这个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用扁担挑在红军干部和战士的肩上，成了“扁担银行”，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翻越万水千山，经历艰苦卓绝，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援百姓活跃贸易，最终守护住了红色金融仅存的微弱火种，当1935年秋冬之季抵达陕北吴起镇时，肩挑扁担银行的14名银行干部只剩下了8人。但银行“家当”，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元。
到达陕北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在其基础上改组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金融迫切要求统一的趋势越发强烈，陕甘宁边区银行又并入西北农民银行，并发行“西农币”。
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共同组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于石家庄市，并开始统一发行新货币“人民币”。时任行长董必武说，共产党办中央银行，是人民所需求的，是为人民而办。
回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正是红色金融为现代金融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经济“生命线”，红色金融诞生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在各个历史阶段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漫漫征程，初心不改。正是因为共产党“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金融思想的不断成熟，以及设置金融机构和成功发行货币的探索，才有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艰难探索曲折前进金融体系涅槃而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银行业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法定地位，人民银行既是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又承担着货币发行和机构监管的职责，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1953-1956年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中国银行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综合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在此期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12%，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1%，较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建设。
“一五”时期，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金融领域也向高度集中发展。其主要特点为：实行银行国有化政策，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是行使货币发行、金融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也是从事信贷、储蓄、结算、外汇等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也逐步建立，积聚外汇资金。新中国建立初期，外汇资源奇缺，进出口渠道和侨汇汇路阻塞，而恢复国民经济的用汇量很大，形成了外汇短缺的基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行外汇垄断制，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发展。
数据显示，在“一五”时期的五年间，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从1952年末的93.3亿元增加到1957年末的165.5亿元，对于解决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
不过，历史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的金融事业也经历了种种坎坷。但中国金融事业一直在曲折前行。197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4.3%，财政收入增长12.6%，银行各项存贷款增长7.88%，扭转了连续六年增发货币过多的状况，当年回笼资金8.52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转机出现。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时间内，中国金融业发展尽管道路曲折，但是依然从制度机制、资源配置和运行体系等方面，为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了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成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起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银行承担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1979年以来，“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或恢复或成立，股份制银行、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等纷纷涌现。中国银行业由“大一统”的体系演变成多层次、广覆盖的机构体系，与其他金融机构共同支撑起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其中，大型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持续变革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各大银行从国有专业银行开始，先后经历了商业化转型、市场化改革、股改上市等重要发展，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提升战略规划、风险合规、资产负债、人力资源等全面的管理能力，为银行业整体经营实力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春风吹醒大地现代金融蓬勃发展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78年，彼时中国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同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至此，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
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成立。承担起“服务本地经济”的使命。可以说，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由此翻开了历史巨变的序章。
但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银行业的脱胎换骨徐徐拉开大幕。
上世纪末，国有银行不良率高企，一度超过20%，已经濒临“红线”，与此同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我国脆弱的金融体系敲响了警钟。西方一些媒体甚至在头版用“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的标题来吸引眼球。国有银行股改已箭在弦上。
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由此拉开了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大幕。在2005年到2010年的5年时间内，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完成了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两地上市，“背水一战”的国有商业银行浴火重生。
在国有大型银行股改上市的成功示范下，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纷纷开启了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热潮。
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上市银行数量已达51家，包括6家大型商业银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6家城商行和10家农商行，其中，家位列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13家入选全球金融500强。
自上市以来，我国银行业规模稳步壮大，经营质效全面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不断增强。不仅如此，国有银行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的商业银行家,一大批国有金融机构完成了市场化改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没有走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上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近年来，银行业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和宗旨，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积极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新举措、新作为促进银行与实体经济、银行体系自身内部的良性循环，助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助力打好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责任金融、普惠金融、价值银行、绿色银行健康发展。
回首过往，我国金融体系在风雨中逐步强大。放眼未来，改革仍将继续。党领导下的中国金融事业，必将在新时代的时间坐标中，赢得更为辉煌的未来。
建党百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历经艰难探索，改革创新，稳步推进，经历了不平凡的光辉历程。相继完成了企业化、商业化、重组、改制、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实现了从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际公众持股公司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的重要金融支柱，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29.58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位；盈利水平及资产质量均居于全球可比同业前列；在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上，共有143家中资银行入榜，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位居榜首，第二至第四位的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更是已连续8年蝉联第一名……这一系列数字表明，如今的中国银行业已傲然屹立在世界金融版图中。
回望红色金融历史写满“服务人民”印记
回溯中国红色金融历史，从中国人民银行的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实行苏区统一币值，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套人民币成功发行，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对金融制度、货币发行的探索。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建立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14种名称、种币材的货币。其重要作用就是满足百姓需求，真正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路上，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这个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用扁担挑在红军干部和战士的肩上，成了“扁担银行”，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翻越万水千山，经历艰苦卓绝，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援百姓活跃贸易，最终守护住了红色金融仅存的微弱火种，当1935年秋冬之季抵达陕北吴起镇时，肩挑扁担银行的14名银行干部只剩下了8人。但银行“家当”，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元。
到达陕北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在其基础上改组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金融迫切要求统一的趋势越发强烈，陕甘宁边区银行又并入西北农民银行，并发行“西农币”。
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共同组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于石家庄市，并开始统一发行新货币“人民币”。时任行长董必武说，共产党办中央银行，是人民所需求的，是为人民而办。
回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正是红色金融为现代金融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经济“生命线”，红色金融诞生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在各个历史阶段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漫漫征程，初心不改。正是因为共产党“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金融思想的不断成熟，以及设置金融机构和成功发行货币的探索，才有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艰难探索曲折前进金融体系涅槃而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银行业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法定地位，人民银行既是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又承担着货币发行和机构监管的职责，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1953-1956年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中国银行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综合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在此期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12%，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1%，较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建设。
“一五”时期，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金融领域也向高度集中发展。其主要特点为：实行银行国有化政策，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是行使货币发行、金融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也是从事信贷、储蓄、结算、外汇等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也逐步建立，积聚外汇资金。新中国建立初期，外汇资源奇缺，进出口渠道和侨汇汇路阻塞，而恢复国民经济的用汇量很大，形成了外汇短缺的基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行外汇垄断制，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发展。
数据显示，在“一五”时期的五年间，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从1952年末的93.3亿元增加到1957年末的165.5亿元，对于解决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
不过，历史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的金融事业也经历了种种坎坷。但中国金融事业一直在曲折前行。197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4.3%，财政收入增长12.6%，银行各项存贷款增长7.88%，扭转了连续六年增发货币过多的状况，当年回笼资金8.52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转机出现。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时间内，中国金融业发展尽管道路曲折，但是依然从制度机制、资源配置和运行体系等方面，为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了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成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起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银行承担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1979年以来，“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或恢复或成立，股份制银行、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等纷纷涌现。中国银行业由“大一统”的体系演变成多层次、广覆盖的机构体系，与其他金融机构共同支撑起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其中，大型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持续变革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各大银行从国有专业银行开始，先后经历了商业化转型、市场化改革、股改上市等重要发展，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提升战略规划、风险合规、资产负债、人力资源等全面的管理能力，为银行业整体经营实力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春风吹醒大地现代金融蓬勃发展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78年，彼时中国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同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至此，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
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成立。承担起“服务本地经济”的使命。可以说，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由此翻开了历史巨变的序章。
但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银行业的脱胎换骨徐徐拉开大幕。
上世纪末，国有银行不良率高企，一度超过20%，已经濒临“红线”，与此同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我国脆弱的金融体系敲响了警钟。西方一些媒体甚至在头版用“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的标题来吸引眼球。国有银行股改已箭在弦上。
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由此拉开了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大幕。在2005年到2010年的5年时间内，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完成了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两地上市，“背水一战”的国有商业银行浴火重生。
在国有大型银行股改上市的成功示范下，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纷纷开启了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热潮。
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上市银行数量已达51家，包括6家大型商业银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6家城商行和10家农商行，其中，家位列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13家入选全球金融500强。
自上市以来，我国银行业规模稳步壮大，经营质效全面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不断增强。不仅如此，国有银行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的商业银行家,一大批国有金融机构完成了市场化改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没有走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上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近年来，银行业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和宗旨，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积极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新举措、新作为促进银行与实体经济、银行体系自身内部的良性循环，助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助力打好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责任金融、普惠金融、价值银行、绿色银行健康发展。
回首过往，我国金融体系在风雨中逐步强大。放眼未来，改革仍将继续。党领导下的中国金融事业，必将在新时代的时间坐标中，赢得更为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