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公司法》确立监事会制度至今，运行近30年的银行监事会制度，正式迎来退场时刻。
　　本报综合报道 9月25日，中国银行业迎来治理结构调整的关键节点——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集体发布公告，宣布公司章程修订已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正式取消监事会建制。根据修订后的章程，原由监事会负责的财务监督、合规检查、风险防控等核心职责，将统一移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
　　就在五大行公告发布的前一日（9月24日），邮储银行也先行披露重要动向，宣布10月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及《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标志着国有六大行已全部加入“取消监事会”的行列。
　　从行业范围来看，这一变革并非六大行专属。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已有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齐鲁银行、兴业银行等近20家银行机构通过公告释放“取消监事会”信号，涵盖国有大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及农商行等多个类型，一场覆盖全行业的治理结构优化浪潮正加速推进。
　　六大行监事长悉数离任
　　从各家银行公告细节来看，监事会的取消并非临时决定，而是经过股东审议、监管核准的规范流程。其中，工商银行明确提及，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股东年会已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订议案，近日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后，监事会及监事依法撤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同步废止；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则在公告中强调，自修订后章程核准之日起，原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监管规定承接；建设银行进一步明确时间节点，宣布自2025年9月23日起正式取消监事会；交通银行则以9月25日为章程生效日，同步废止监事会相关制度。
　　伴随监事会建制的取消，国有六大行的监事长岗位也已完成“清零”。梳理公开信息可见，这一岗位的人员调整自2022年便已启动：2022年9月，工商银行原监事长黄良波因工作变动辞任；2023年2月，农业银行原监事长王敬东因年龄原因离任；同年10月，建设银行原监事长王永庆亦因年龄原因卸任；2024年2月，中国银行原监事长张克秋到龄退休；2025年1月，交通银行原监事长徐吉明因岗位调整离任；直至今年9月，邮储银行原监事长陈跃军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辞任。至此，国有六大行监事长职位全部空缺，为监事会的正式取消完成了人员层面的过渡。
　　对于传统监事会的监督效能，业内早有讨论。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蔡璇指出，监事会的实际作用与制度设计初衷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不同银行间效能分化显著，头部银行因资源更充足，监督职能履行效果优于中小银行；二是信息获取存在滞后性，监事会不直接参与日常经营，依赖管理层提供的“过滤后”数据，导致监督多为“事后追认”，难以提前预警；三是风险识别能力薄弱，从原银保监会行政处罚案例来看，涉及内部监督失效的案件占比不低，多数银行监事会未能及时发现信贷违规、资金挪用等潜在风险；四是整改约束力不足，监事会出具的监督建议书无法律强制力，部分银行的建议仅少数能转化为实际整改措施。
　　三十年制度正式退场
　　这场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背后，是法律修订与监管政策的协同推动。回溯变革起点，2024年7月1日成为关键转折点——当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施行，其中第一百二十一条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根据公司章程，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由其行使监事会职权，无需再设立监事会或监事。”这一条款的出台，为银行取消监事会、重构监督体系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法律框架确立后，监管部门迅速跟进配套政策。2024年1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专项通知，明确金融机构可通过设立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职权，无需保留监事会建制；证监会同步出台过渡期安排，要求上市公司在2026年1月1日前完成公司章程修订，明确审计委员会监督职能并取消监事会。法律与监管的“双重指引”，为银行治理结构调整划定了清晰的路径与时间节点。
　　事实上，2025年4月底已打响这场变革的“第一枪”——当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国有大行集体发布公告，宣布将撤销或不再设置监事会，引发行业广泛关注。此后，这一趋势迅速向全行业蔓延：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紧随其后，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城商行，瑞丰农商行、紫金农商行等农商行也纷纷加入调整阵营。
　　据统计，目前A股42家上市银行中，已有超过20家完成或正在推进监事会撤销工作；变革范围还突破了A股市场，泸州银行、湖南银行等地方银行，以及部分港股上市银行也已启动或计划启动相关调整，成为跨市场、跨区域银行机构的共同选择。从1995年《公司法》确立监事会制度至今，运行近30年的银行监事会制度，正式迎来退场时刻。
　　落地需破解“实操难题”
　　对于“以审计委员会取代监事会”的变革方向，业内普遍认为其核心价值在于优化治理效率与精简运营成本，但同时也需直面监督独立性、专业性不足等潜在风险。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分析称，这一调整的积极意义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减少治理层级，避免决策与监督环节的流程冗余，提升银行整体治理效率；二是精简机构设置，降低人员、运营等相关成本；三是明确董事会对经营与监督的“双重责任”，让权责划分更清晰，激励与约束机制更匹配。
　　但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曾刚指出，两大挑战需重点关注：一方面，审计委员会隶属于董事会，而监督对象也包含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容易形成“同体监督”，可能削弱监督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审计委员会成员多以独立董事为主，若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足，或缺乏金融风险防控、财务审计等专业能力，将直接制约监督职能的发挥。
　　除了制度层面的风险，具体落地过程中的“实操难题”也逐渐显现。一位城商行内部人士表示，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法律与监管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银行内部的“可执行方案”。“新规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描述相对宏观，比如原监事会负责的‘合规检查’，具体要检查哪些环节、多久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后如何推动整改，这些细节都需要银行自行探索细化。”该人士表示，这涉及内部流程重塑、部门权责划分、考核机制调整等一系列系统性工作，需要一定时间的实践磨合。
　　从各家银行已披露的章程内容来看，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已覆盖原监事会的核心领域：既包括对银行财务报告真实性、合规性的监督检查，也涵盖内部控制体系有效性评估、经营风险识别与防控，还涉及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行为的监督约束，最终目标是保障银行稳健运营与股东合法权益。
　　这场覆盖全行业的治理结构变革，本质上是银行适应新法律环境、应对复杂金融形势的必然选择。相较于传统监事会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监督职能，更强调“决策与监督的协同联动”，有望通过减少治理内耗、提升监督时效性，为银行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坚实的治理基础。但如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守住监督“底线”，如何让新的监督体系真正发挥作用，仍需银行业在实践中持续探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