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论断，既是对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精准锚定，也为后续宏观治理确立新的价值坐标。如今是“十四五”收官关口，外部需求收缩与地缘博弈升级同频共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损益表持续承压，周期波动与结构性失衡相互强化，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叠加型冲击，使经济运行呈现出非线性、多峰值的复杂相态。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必须统筹”，以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再厘定、供需跨期匹配、新旧动能梯度转换、增量及存量联动优化、质量与总量动态相一致为关键支点，将多元约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高质量发展在制度层面的内涵深度。
　　首先，要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五个必须统筹”首要凸显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之间的有机协同，秉持在恪守市场于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更充分彰显政府的引导与规制效能，达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深度耦合。一方面，要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程，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壁垒，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激活各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要在平台经济监管、金融风险防控等关键领域强化制度供给，构建长效机制，防范“内卷式”恶性竞争对市场生态的破坏。例如，“疆电入渝”工程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横跨多个省市，从新疆哈密延伸至重庆渝北，其不仅体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统筹能力，也借助市场机制调动企业参与，实现资源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成为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的典型案例。
　　其次，还要统筹总供给与总需求。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是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条件，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内需疲软与供给结构失衡的双重压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破解现状，必须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在需求端，要通过“增收减负”与“场景创新”双轮驱动，释放居民消费潜能；于供给维度而言，则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例如，“两新”政策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既鼓励企业加大对智能绿色设备的投资，也引导居民扩大相关产品的消费，从而实现供需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
　　另外，还要统筹培育新动能与更新旧动能。当前，传统增长动力逐渐减弱，亟待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动能接续。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升级，既要稳住传统产业基本盘，又要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步伐，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过渡。以山西为例，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山西一方面通过引入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和煤化工深加工手段，助推传统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着力培育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构建多元化现代产业体系，逐渐达成由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发展范式转型的战略愿景。
　　同时，要统筹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增量受限、存量低效”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传统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优质增量资源相对稀缺；另一方面，大量土地、资产处于闲置或低效状态，未能充分释放其价值。破解这一矛盾，需在“增量做优”与“存量盘活”两端同步发力，在增量方面，要强化对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资源投入力度，推动资本精准滴灌与高效配置；在存量方面，要借助政府与社会资本协作、资产证券化等路径，激活闲置楼宇、低效用地等资源，提升使用效率与经济效益。
　　最后，要统筹提升质量与做大总量。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保持经济总量在潜在增速轨道上稳健运行，还要同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就总量而言，要依托“两重”项目与“两新”政策形成的跨期需求牵引，使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GDP基本匹配，以防总需求滑出合理区间。就质量而言，亟待以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扩散的链式创新为主轴，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时，还要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对存量产能进行全方位改造，推动产业生态与碳足迹同步脱钩，最终达成“量”与“质”的有机统一。
　　“五个必须统筹”将市场与政府、供给与需求、动能与产能、增量与存量、质量与总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揭示了应对当下复杂的经济运行系统内部问题的多重均衡的耦合机制，清晰铺设了我国中长期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系统性路径。面向未来，唯有坚持整体观、协同观，方能在外部不确定性与内部结构性张力交织的高维环境中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滕瑞 赵佳璇 许彤 刘衡宇（锦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