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时期山东地区的乐悬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齐国作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其乐器随葬始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渐趋丰富，整体以钟磬为核心组合，钟类包括镈钟、甬钟、钮钟，磬类以石磬成编，钟磬多成对出现。齐国乐悬在组合结构上以镈钟为主体，明器比例较高，乐器数量缺乏统一规范，表现出较强的灵活性与等级僭越特征。相比之下，同为山东地区的东夷邦国墓葬中乐器种类更为多样，包括錞于、钲、铙、铎、瑟等，甬钟与纽钟为其主流乐钟，镈钟使用频率较低，乐器数量规律性较强，明器少见。齐国在乐悬制度上虽受中原影响，但在组合结构、数量规范及等级表现等方面均与东夷邦国形成显著差异，反映出其在礼乐实践中的自主性与地方特色。
　　关键词：乐悬制度；齐国；东夷邦国；乐器组合；礼乐制度
　　齐国与东夷邦国虽然同在山东，在文化差距上却很大，华夏邦国以齐国和鲁国为主，鲁国鲜有乐器出土，而齐国是东周时期的经济强国。春秋时期，齐国出土的乐器整体较少，到战国时期才逐渐变多。目前已有学者统计过春秋时期齐国出土的乐器，《东周齐国钟磬研究》[1]中共统计了5例春秋时期有乐器出土的齐国墓葬，包括临朐杨善公社的甬钟5件、镈钟1件，时间为春秋晚期；临淄齐都镇河崖头的镈钟1件；临淄于家庄的中型墓葬中出土编磬12件；章丘小峨眉山北侧甬钟4件、句鑃22件（原文为32件应是笔误）；临淄郎家庄出土的石磬3件，但盗扰严重。由于案例较少，因此要想准确探究齐国的乐悬制度，需要结合战国出土乐器的情况整体分析。参考《东周齐国钟磬研究》的数据，可以看出齐国的乐悬有以下特点。
　　一、以钟磬为核心
　　齐国乐器以钟磬为主，除了乐钟石磬外别的乐器仅小峨眉山有句鑃22件、新泰周家庄铎4件、铜铃37件。齐国单独出编磬的情况很多，虽有盗扰案例，但临淄石佛堂的8件编磬保存完好，临淄范家村余5枚石磬未提到盗扰现象。因此可以作出假设：齐国的礼乐制度实施的更为普遍，仅有石磬的墓葬墓主人身份等级应不会很高，应是士一级身份的低等贵族。
　　东夷墓葬中出土的18例乐器中有5例其他乐器，且种类多样，有錞于、钲、铙、铎、瑟类乐器等。且前三种军用乐器只见于国君墓葬，可见东夷邦国在春秋时期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范。
　　二、乐钟种类以镈钟为主，明器较多
　　春秋时期，齐国的乐器组合以镈钟与甬钟为主，没有纽钟出现。战国时期，17例有乐器出土的墓葬中，镈钟有8例，出现频率在50%以上。甬钟出现2例，纽钟出现7次，可以看出齐国以镈钟为主。“镈钟+甬钟+钮钟”这种三元乐钟组合在临淄河店M2（即2号墓葬）也有出现，发掘报告认为是齐国卿大夫一级，或有僭越。齐国前期主要流行“镈钟+甬钟”，到了后期则逐渐演变为“镈钟+纽钟”。
　　东夷邦国早中期流行甬钟，后期是纽钟，镈钟在东夷邦国的使用频率是最低的。“甬钟+镈钟+纽钟”的三元组合只出现在国君墓葬，并非其国卿大夫可用。东夷除国君外的高级贵族的组合形式则主要以4例“镈钟+纽钟”为主，“甬钟+纽钟”的情况一例为海阳嘴子前M4，一例为邿国国君，“镈钟+甬钟”的组合形式仅海阳嘴子前M1。可见齐国流行的组合形式并未在东夷流行，且东夷邦国的明器极少，多为实用器。
　　三、乐器数量的不稳定性
　　齐国乐钟与钟磬的数量规律性较差，齐国主流镈钟数量，有奇有偶，多为奇数，且5件出现次数最多，这一点不同于以偶数件镈钟为主的东夷邦国，更贴近中原地区的镈钟使用传统。纽钟的数量则是更不固定，东夷邦国借鉴了华夏邦国常用的9件钮钟成编，而齐国的钮钟数量有4、7、9、10、14等多种数量，或有数量不全的可能，但终究是不以9件成编为主流，甚至完全不统一。甬钟在齐国虽然出现不多，但数量上亦有4、5、7、8、16件等，如此来看应是以偶数件为主，且8与16件符合了文献中出现的8件成编的记载，这一点与以奇数件甬钟为主的东夷邦国区别甚大，东夷邦国并未在数量上对应上文献的记载。
　　四、结论
　　综上所述，齐国乐悬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乐器组合上，齐国以镈钟为主体，经历了从“镈钟+甬钟”向“镈钟+钮钟”的演变，且三元组合出现于卿大夫阶层，较东夷仅见于国君墓葬。在等级表现上，齐国单独随葬编磬的现象较为普遍，墓主应为士一级低等贵族。在数量规范上，齐国乐钟数量不稳定，镈钟多奇数且以5件为主，纽钟数量多样且不以9件成编为规范，与东夷邦国的规律性形成鲜明对比。此外，齐国明器较多，即礼乐功能大于实际使用功能。总体而言，齐国在吸收中原礼乐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乐悬体系。
　　作者：王越（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王茜园.东周齐国钟磬研究[D].天津:天津音乐学院,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