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内部版》第1期刊登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志松的文章说，当工业、资本、现代交通、网络等快速发展，现代化潮流席卷而来，乡村道德大厦面临严峻考验。
　　当下，对乡村秩序侵蚀最严重的是主流价值观的扭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中举了两个例子。在一些地方，以前村民对在外面“做小姐”的妇女及其家庭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妇女的家人觉得抬不起头。但现在，在外面“做小姐”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出手阔绰，说话时尚，靠此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乡村混混”也是如此。以前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亲戚朋友见了人都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混混的狠劲和暴力能牟取利益，说话行事有气魄，挥金如土，走亲戚也比较慷慨，往往会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以至于很多小混混把做“大混混”当成人生目标。
　　这些“怪现状”所反映的是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乡村道德秩序令人痛心的溃退。要找回渐寒的乡村道德灵魂，需要到乡村的现代化变革中寻找答案。我们需要更多地释放乡村社会自治空间，为构建新乡村道德体系提供土壤；依托中华传统文化，挖掘传统道德资源，重建由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